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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学?什么叫上学”,梁山伯一脸的迷惑,反问:“你说得是游学吗?噢,中原离乱,士族粗迁未定,那里有游学的好地方。荆襄蜀地还被人割据(恒温不贡),尺寸之地,哪有游学的去处?”
高翼郁闷得无以复加,他按耐住暴跳的心情,再问:“那你读识字的地方在哪里?”
“宗族祠堂,在下家境贫寒,无力购置简,只有入宗族祠堂才得以有读。鄞州风灾、水灾不断,没有官员愿来赴任,在下家里此地不远,故而得族中为官者推荐,在此地担任一个小小县令,也算是为五斗米而折腰。”
为五斗米而折腰——这话应该出自陶渊明。县令的官俸是五斗米,晋代的一斤合克,三十斤为一钧,一石为四钧、共百二十斤,一斤为十六两,一两为二十四铢。高翼统一三山地带度量衡时,曾测算过这些数据,得出一石为公斤。五斗米也就是公斤左右,按后世的米价折算,相当于月薪70元左右。
但据高翼所知陶渊明还没有出生,难道这话是这时代小县令之间的流行语?
正恍惚间,他又听到梁山伯继续说:“宗族祠堂里没有外姓子弟,所以,在下的同学里没有姓祝的。”
完了,我的化蝶,我的梁祝,我的中国爱神,都完了——高翼哀叹着,又死不甘心地叮嘱:“如果以后有个叫祝英台的人找你,你一定告诉我一声,嗯……罢了罢了,不说也罢。”
高翼不知道的是,这年代女子都有姓无字,最多有个小名,如果真有个梁山伯真娶个妻子姓祝,她只会被称为“梁祝氏”。
高翼更不知道的是,传言中的“中国爱神”梁山伯确实生于晋代,但历史并未记载他何时出生,何时死去。也许那位“梁山伯”确实是眼前这位鄞州县令,但也许不是。而那位祝英台,还需要1100年才能出生。无论如何,两人是上不了一个学校的。
那位“中国爱神”梁山伯确实在晋代担任过鄞州县令,因死于任上,而葬于宁波城西。据说他死后曾显圣佑民,晋安帝时,刘裕奏封其为义忠王,并建了一座构筑精致的庙宇,上题“敕封忠义王庙”。
梁山伯死了1100年后,当地又出现了一个劫富济贫的侠女——搁现在也就是一个抢劫犯——她来自上虞,名叫祝英台,当时是明代。宁波官员将祝英台捉拿归案绳之于法后,当地老百姓把这两个人合葬在一起,这就是所谓的“阴婚”(宁波义忠王庙至今尚存,庙正殿西首、嵌于壁间的明代石碑上记述了这段来历)。而后,民间才演绎出那个凄美故事。
剩下的时间里,高翼成了宴席上最郁闷的人。那些官员虽然职位低微,但魏晋人士崇尚空谈的习气倒学了个十足。宴席进行到一半,醺醺然的晋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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