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老头出来四年半了。杜大爷说得对,我们师徒缘或许真的只有三年,实际还不到三年,六七年的时候师父和杜大爷就被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带走了。
他们的批斗大会我没去,人群高喊着“打倒一切牛鬼蛇神”师父和杜大爷胸前挂着一个木牌牌,一言不发。最后被带到了哪里,谁也不知道。
他们斗了一辈子妖魔鬼怪,到底没斗过生活在这个世间的人!那个时代,把他们淹没了。
有人说过,那个时代像一个大熔炉,那个时代的年轻人,是熔炼出来的最复杂的钢。
六五年,师父和杜大爷带着我,离了家,不顾我的哭闹,坐了很久的绿皮火车带我来到了——北京。
六六年,听说中央发了一个什么“五一六通告”同年八月十八日,我见到了那个伟人,和天安门广场的一望无边的人群。听说,那群人后来都戴了红袖章,高喊着“造反有理”。
师父和杜大爷经常捧着茶杯坐在院子里,师父说,“上海和武汉已经乱了,听说武斗死了不少人!”
杜大爷叹了口气,“当今天子这么英明,怎么……怎么会……”
我师父连忙示意杜大爷噤声,良久,才道,“有位高人曾给天子卜过一卦,太祖年老,头三根白头发抜不得,一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”
很多年后,我才知道,我的一个哥哥不顾家人的反对也来了北京,是那被毛主席接见的千万中的一员。他在上海一场武斗中死了。
那两年,好多人自杀了。
师父是个有能耐的人,连带着我的户口也转到了北京,在一所初中上初二。
师父和杜大爷不知去向,整个北京,整个四合院里,只剩下两个半大的人,一个是我,另一个叫马志坚,我叫他马子。他比我大一岁,初三,是杜大爷的徒弟。
四合院里的东西早已经被抄的干干净净。被带走前,师父给我留了那个小棺材和这些年强灌硬塞在我脑子里的东西,师父叹气的说,才三成。杜大爷给马子留了那三枚铜钱和一本我看不懂的书。
那时候学校里早已经不上课了,我和马子靠着师父托人每月寄来的五十块钱度日子。
去年十二月的时候,那个伟人讲“"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!”
一场轰轰烈烈的插队开始了。在当时,年轻人有两个选择,“下乡插队,到偏远山村去!或者当兵。”
我和马子这样的孩子,政审那一关是绝计过不了的。别人家的孩子,革委会的大妈一天三回的登门劝,登门说。可是我和马子,没人招理。我们是逃不掉的。
马子那年初三,算是北京老三届。刚过了年,就有人对我们说,收拾东西,准备走了。
我才初二,其实是可以晚一年的。不过,自知逃不掉,马子又要走了,我很自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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