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八十年代初,绝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迷信国营、集体的厂子,认为端上铁饭碗这辈子不愁吃穿。
许多城市待业青年干着个体户的同时依旧在联系工作,一旦有了指标,十有八九义无反顾的去工厂上班。
原因很简单,社会上瞧不起个体户,干个体的小伙子哪怕有点钱也难找对象。
厂子的效益有好有坏,但凡出现那个厂子红火了,奖金、福利高了,有路子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各显神通,调进。
不少厂子就是因为调入的关系户太多,应了“花无百日红”的说法,嫣儿了。
钱国栋以前就善于上下活动,他当然知道厂子红火了会面临什么,但是他会用这些人情换取利益。
这里的利益是双关的,包含集体利益也会存在个人利益。
用得好了,厂子会更加红火,过了头,惹祸上身不可避免。
但是只要坚守一条底线,不拿任何人的现钱,做到适可而止,坐牢还不至于。
钱国栋每次从广东回来都会找黄道舟父子聊聊,黄瀚一直叮嘱黄道舟和钱国栋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。
不是要求他们苦着自己,而是要求他们胆子大一些,只要厂子效益好,厚着脸皮给自己定最高的工资,用不着考虑悠悠之口,万万不能搞变通,提高自己的收入。
这方面黄瀚有经验,因为在九四年公司法出台之前,黄瀚的单位就被查过,逮了几个。
那时认定企业领导人、经营者贪墨两千块钱就可以判刑一年,但是哪怕签字拿走了几十万工资、奖金,屁事都没有。
有些厂长、经理就是犯了傻,明面上的收入和职工差不离,私底下拿了不少钱,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。
黄道舟走承包经营的路子肯定能够做得到公私分明,钱国栋的“阳光电器厂”是县里重点扶持上马的项目之一,暂时不可能承包给谁。
因此黄瀚每次都提醒钱国栋,哪怕送人家两条烟都要打白条子拿去厂里报销,万万不能搞出糊涂账,到了最后说不清。
黄瀚这也是提醒钱国栋,拿钱可以直接打白条子注明理由,检察院反腐时查账,这种条子都是承认的,不会计算为非法所得。
……
晚上放学的黄瀚回到“事竟成饭店”时,发现张吉生已经站在门口望眼欲穿了。
他一见到黄瀚就乐滋滋迎了上来,问道:“黄瀚有没有拿到自行车票啊?”
黄瀚淡淡道:“你准备买二六型还是二八型的?”
“乖乖隆地洞!真拿到了?我当然要二八型的呀!”
黄瀚随手拿了一张自行车票递给他,道:“‘永久牌’的,满意吗?”
“我滴个乖乖,是‘永久牌’呀!太好了,我满意。满意得不得命呢!”
张菊生、程云霞、秀儿几个都围上前看张吉生手里的自行车票,黄瀚干脆又拿出两张道:
“我认为给舅舅也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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