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黄陈居委会”也有自己的小作坊,黄瀚记忆最深的就是坐落在居委会大院儿里的“花圈组”。
那里有二三十个妇女、老人上班糊花圈卖钱。
后来这低端的作坊就做不下去了,因为私人不仅仅糊花圈还扎纸人纸马卖。
居委会的“花圈组”是公家的,哪有可能宣扬封建迷信?
他们没有纸人纸马等等代表封建迷信的东西,只有花圈,花圈还比人家的贵。
除了公家的单位,“花圈组”根本做不到私人的生意,哪能不散伙?
个体户没有社会地位,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支持,有钱也未必有面子。
在改革遭遇逆流的那段时间雇工超过八个人,有可能会惹麻烦,但是镇办厂就截然不同。
为什么不可以跟“黄陈居委会”合作或者挂靠,办个披着集体外衣的私营服装作坊试试水?
如果承诺能够解决十几二十几个待业青年中的回城知情就业,而且是就业更加困难的妇女。
居委会主任宋春华肯定乐疯了,这事儿做成了,她保不准会成为政绩最突出的居委会主任。
这个加工服装的作坊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,其实是个换汤不换药的个体户。
但是有了镇办集体单位的手续,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查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,查雇佣工人是不是超过八个。
为何用试试水这个说法?
那是准备看看披上镇办集体外衣后,有没有人来指手画脚干预经营,看看自己家是不是能够保持自主权,保证盈利不被瓜分?
如果这些能够保证,黄瀚有信心把作坊发展成正经八百的工厂,打造出自己的牛仔服品牌。
那时就不是雇佣几十工人,上百、几百都大有可能。
这种办法不是黄瀚想当然,而是他亲眼看到三水县不少人走通了。
后来在九几年“抓大放小”、“卖光”的时候,许多挂靠集体的厂子都实现了私有化。
没办法,私营业主都不是省油的灯,跟集体合作后也是牢牢抓住销售渠道。
厂里的主要负责人都沾亲带故,或者是利益关系。
集体不象征性收些钱把厂子还给人家,最后恐怕是鸡飞蛋打。
因为人家不干了,生产瘫痪,产品卖不出去,货款要不回来,本来运转正常的厂子忽然间就不赚钱,成为了包袱。
在九四年,三水县不少单位进行了股份制改革,大搞政企分开,镇办集体占股不控股,不干预企业的经营。
这才遏制住了私营业主跟集体分道扬镳,又开始了新的合作。
总而言之没有垄断经营的牛逼,公家要办好一个小企业真的不太容易,如饭店、服装厂、金属制品加工厂等等,都难以生存。
归根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。
不是自己的没人心疼,效率肯定上不去,当然竞争不过人家。
大企业还好,有国家支持,有大资本参与,也是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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